年轻人争相打卡“国潮”消费******
憨态可掬的“冰墩墩”“雪容融”圈粉无数，一时间成为网上热议的“顶流”；故宫不断推陈出新，一系列体现中华美学的文创产品变为线上时尚“潮品”；回力、安踏等国货品牌重新引领“网红”穿搭，“国潮”正成为许多消费者的网购优选。专家指出，线上“国潮”流行，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开始解锁传统与时尚、古典与流行之间的搭配，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消费产品、内容创作不断出现，“国潮”新风尚正在为传统产业升级带来新契机。
回归传统文化
2022年12月，在首届中国（澳门）国际高品质消费博览会上，拥有海鸥表、上海表、孔雀表三大腕表品牌的汉辰表业集团宣布与得物APP达成全面深入合作，并线上发布腕表新品。一寸见方的表盘上，十二生肖“虎”、上美影的名作《大闹天宫》、上海豫园“九曲映月”等文化符号与年轻化设计创意相融合，专为年轻消费者创新研发的产品系列吸引了不少网友关注。
“表盘上的玉兔很有设计感，与深蓝色的星球相得益彰。”95后小罗在一家互联网企业工作，海鸥牌玉兔望月腕表一推出，他便在网上买了一块。小罗告诉记者，自己和身边同事现在都很喜欢“国潮”，会特别关注产品设计中用到的中国传统元素，“有些很火的‘国潮’运动鞋很难买，一上市网店就售罄了。”
此前，有海外媒体评价，“国潮”在中国方兴未艾，年轻人正塑造着消费新潮流，这些产品在质量和原创性上与外国大牌相比毫不逊色。报道称：“在观察人士看来，‘国潮’之所以能够站稳脚跟，是因其代表着中国消费者心态真实而深刻的变化。对商业世界来说，中国消费者的文化、身份和市场重要性及影响力与日俱增。”
“云”上国风流行、国货热销、“国潮”涌动，凸显出中国消费者的喜好之变。在汉辰表业集团首席执行官徐创越看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正在回归传统文化、欣赏国产品牌。线上“国潮”兴起所折射出的文化自信，给市场带来了很大机遇。
产品新潮有趣
出生于1995年至2009年之间的“Z世代”群体格外青睐“国潮”，已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新兴消费力量。
业内人士认为，“Z世代”成长于物质生活富足、互联网与新媒体环境快速普及发展的时代，同其他年龄层的消费者相比，“Z世代”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自信心更强，对兼具设计与质量的国货认同感更高。同时，他们具备较高的消费能力并逐渐成为线上“国潮”市场的消费主力。
如今，“国潮”产品正上演着一场与年轻消费者的“双向奔赴”，很多传统企业开始迎合消费者的时尚需求，推出新产品线，变得更“潮”更有趣。例如，特步推出“特步少林”跨界产品，通过解构传统武林文化，让运动装更酷更时尚。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制药品牌马应龙与湖北省博物馆联名推出的妆奁礼盒产品“楚盒”成功“出圈”，纹样考究的妆奁让不少网友眼前一亮。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邸俊鹏认为，多样化的年轻消费为老字号注入了新活力，带来了新增量。“打通老字号与年轻人之间的供需障碍是关键。一方面，传统企业要理解年轻一代所追求的精神共鸣和情感认同，进而改善产品与服务质量；另一方面，年轻人的新需求和新主张从消费端也能推动‘国潮’品牌不断创新，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变身社交符号
不少年轻人喜欢通过社交平台分享国潮消费体验，寻找“同好”与归属感。2022年6月发布的《国潮品牌年轻消费洞察报告》显示，年轻消费者不仅为老字号品牌注入新活力，也助推新兴品牌迎来快速发展的窗口期。不少老字号品牌将年轻人作为新品研发的参照坐标，通过开辟年轻潮流产品线、跨界联名等新玩法实现“逆龄”生长，打破品牌固有形象和边界，成功获得年轻圈层青睐，甚至让产品成为一种“社交符号”。
专家认为，消费者面对“国潮”时的情感认同，让“国潮”产品更容易具备社交属性，诸如得物APP、小红书等拥有许多年轻粉丝的平台，可以实现从社区到交易的“闭环”，这有利于“国潮”品牌在社群内更好建立口碑。
“社区是供需互动、需求发现和需求培育的重要场所。平台可以通过潮流生活社区帮助老字号、‘新国潮’更好理解年轻人，也拉近了与年轻人的心理距离。‘国潮’品牌可以借助新电商平台首发多样化新品，并以此为沟通契机，融入年轻人的日常生活。”邸俊鹏说。
业内人士提醒，打造“国潮”品牌的持久竞争力，还要警惕透支“国潮”红利，回归品牌本质。应在产品研发、供应链打造、数字化建设、组织能力培育等长期工程上持续投入，逐步实现以数字化为基础的商业模式升级。唯有靠质量与设计展示出核心竞争力，才能让“国潮”站稳脚跟，带给消费者更多惊喜。（记者 孙亚慧 ）
依法保护女性生育权益 “冷冻胚胎案”入选最高法典型案例******
光明网北京1月12日电 （记者 孙满桃）涉冷冻胚胎等相关民事纠纷处理，是司法实践中的前沿问题，也是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
在民法典施行两周年之际，最高人民法院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第二批人民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典型案例。记者注意到，一起冷冻胚胎案，即“邹某玲诉某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入选。
这起案件，人民法院判决支持丧偶的邹某玲有权请求医院继续为其实施胚胎移植手术。
最高法认为，该案是依法保护女性生育权益的具体实践，体现了司法对妇女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具有积极的导向意义。
2020年，邹某玲与丈夫陈某平因生育障碍问题，为实施试管婴儿辅助生育手术到被告湖南省某医院处进行助孕治疗，并于2020年10月1日签署了《助孕治疗情况及配子、胚胎处理知情同意书》等材料。因邹某玲的身体原因暂不宜实施胚胎移植手术，某医院对符合冷冻条件的4枚胚胎于当日进行冷冻保存。
2021年5月，陈某平死亡。后邹某玲要求被告继续为其实施胚胎移植手术，但某医院以不能够为单身妇女实施辅助生殖术为由拒绝。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有关行政规范性文件规定“禁止给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单身妇女通过实施辅助生殖技术规避婚姻和家庭的责任，保障我国正常的家庭伦理秩序和风俗。但原告是否属于条文中的“单身妇女”需要结合规范目的及本案的案情综合看待。
“单身妇女”应当指未有配偶者到医院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情形，原告是已实施完胚胎培育后丧偶的妇女，与上述规定所指实施胚胎移植手术的单身妇女有本质区别。
目前对于丧偶妇女要求继续移植与丈夫已受精完成的胚胎进行生育，法律并无禁止性规定。原告欲继续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既是为了寄托对丈夫的哀思，也是为人母的责任与担当的体现，符合人之常情和社会公众一般认知，不违背公序良俗。因此判决湖南省某医院继续履行与原告的医疗服务合同。
最高法认为，该案是依照民法典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规定的精神，保护丧偶妇女辅助生育权益的典型案例。审理法院结合案情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有关“禁止给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规范目的，依法认定本案原告丧偶后与上述规定中的“单身妇女”有本质不同，从而确认了“丧偶妇女”继续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正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