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偿军援”泡汤，岛内舆论质问：美国的承诺可靠吗？******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程东】继参众两院分别表决通过总额高达8579亿美元的“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后，拜登签署了法案。民进党当局最期待的“无偿军援”泡汤，美国改为5年提供台湾100亿美元军援，舆论纷纷质问美国的承诺可靠吗？
美国“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涉台部分超过50页，是有史以来最长篇幅。内容涉及军事援助、对台军售、反制大陆以及美台交流等一系列议题。台湾《联合报》25日称，最受关注的是对台军援，法案授权2023—2027年通过美国国务院“军事融资”计划，提供台湾100亿美元无偿军援，每年最多20亿美元。不过根据美国立法规则，授权法案仅制定开支项目，只有拨款法案有权决定财政资金如何支配。而“2023财年综合拨款法案”并未拨款提供台湾无偿军援，仅提供最多20亿美元的贷款。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台湾当局希望获得美国的无偿军援，而非贷款。但美国参议院拨款小组副主席、曾赴台强力推销波音客机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称，对台贷款比赠款更合理，因为台湾很富裕。
其他方面，“国防授权法案”授权美方为台湾打造包括弹药及其他“适宜防卫武器”的“区域应变军备库”，并赋予台湾与北约组织南翼与东南翼地区、特定主要非北约盟友及菲律宾同样待遇，能优先取得美国“超额防卫物资”，同时煽动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军演。此外，“拨款法案”在美国在台协会(AIT)预算下编列所谓“台湾学人计划”，提供包括美联邦政府官员等符合资格的美国公民赴台交流两年。
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4日回应说，这进一步表明美国内有一股势力挺台遏华贼心不死，企图在军事上武装支持“台独”分裂势力，为其递刀子、送枪炮，鼓动两岸对抗，在台海拱火，把台海推向战争边缘。她抨击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政治目的，顽固“倚美抗陆”“倚美谋独”，但“台独”没有出路，“倚美谋独”是绝路，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台“国防部”和“外交部”24日称，法案“展现对台美关系及强化台湾安全的高度重视，敬表诚挚感谢”。《联合报》25日直言，简单来说，这是卖武器又顺便贷款给台湾，台湾“千万别高兴太早”。资深媒体人黄智贤称，美国光是用AIT在台湾指挥，已经不够用了，现在公然直接派公务员到台湾公务部门上班，“谁敢公开宣示，说上台绝对坚决抗拒美国？绝对不会对美国腿软下跪？”她说，不敢抗拒美国对台湾的控制，还说什么台湾人的尊严？
据《中国时报》25日报道，一项由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针对台湾安全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当被问到“如果因为台湾宣布独立，大陆攻打台湾，美国政府会采取何种对策”时，选择“只提供武器”的人最多，占44.4%，然后依次为“出兵援助”(19.3%)、“只提供军事以外的援助”(13%)以及“什么都不做”(12.9%)。当被问到“台湾应加强军力还是采用比较温和的政策，以避免制造两岸紧张关系？”时，选择“采用温和政策”的人达到63.6%。调查团队成员表示，台湾民众实际上是看到美国如何援助乌克兰的情形后，“有了这种领悟”。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杨泰顺25日称，台湾未能争取到无偿军援，与美国预算拨款制度有一定关系，但“换个角度看，也只有美国这个制度，可以把台湾这个棋子玩得淋漓尽致”。《联合报》25日称，台湾如何不成为美国“抗中”的马前卒，进一步化解美国的压力，需要当局有智慧处理以及多数民众的认识与觉醒。
(环球时报)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